前美國國務院官員、咨詢公司RiceHadleyGates創始人安賈·曼紐爾（Anja Manuel）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刊文稱，中國技術不是美國的敵人。美國有理由擔憂間諜活動和知識產權盜竊問題，但如果切斷太多與中國的技術合作，更受傷的其實是美國的企業。
2017年中國公共安全博覽會上，Face++人臉識別軟件的一次演示
以下是文章主要內容：
最近，我在北京參觀了一系列龐大而令人印象深刻的人工智能實驗室。在那里，我看到了讓我立刻聯想到硅谷的一幕：20多歲的中國研究人員戴著時髦的眼鏡，坐在一排又一排的開放式臺面旁，戴著耳機，埋頭努力工作。他們的研究項目多種多樣，從像支持人工智能的共享單車摩拜這樣的應用程序或者在線教育門戶網站VIPKid，到那些可能會引起美國政府擔憂的項目，比如Face ++，它被廣泛認為是世界上最強大的面部識別軟件。它可以用來對照片進行分類，中國的安全部門也在采用。
在多年來一直對中國通過“舉國之力”來迎頭趕上和主導關鍵技術領域的努力抱有天真的理解以后，美國政府最近似乎被一夜驚醒。先是奧巴馬政府就中國在半導體領域取得的進步發出警報，而后五角大樓的硅谷哨站呼吁警惕中國在美國的科技投資活動，如今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也開始持續不斷地放出反華的聲音。
除了特朗普和白宮貿易顧問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掀起的貿易戰以外，美國還在其它方面實施打擊。美國國會議員提議全面擴大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的權力。該委員會是一個負責審查外國收購美國資產的交易防范國家安全風險的政府機構。國會提出的法案會擴大待審查交易的范圍，將所有涉及外國投資者的所謂“關鍵技術”（迄今尚未明確定義）和非公開技術信息納入審查范圍。在法律還沒有做出任何變更，CFIUS就在2017年阻止或勸阻了大約20宗中國交易。美國國會議員要求教育部長貝琪·德沃斯（Betsy DeVos）調查華為與50多所美國大學的合作關系，政府也在探索對中國科技研究人員實施全面的簽證限制。投資數據已經相應發生變化：2017年，來自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FDI）下降了35%，而中國在美國的并購交易同比減少了90%。
然而，美國政府是在解決正確的問題嗎？美國現在面臨著切斷太多與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技術合作的風險，這對美國的利益的損害要大于中國的利益。政府的目標應該是保護一些關鍵技術，嚴厲打擊中國的非法行為，而不是廣泛地切斷技術合作。
合作的好處
用幾個例子來說明這一點：
雖然硅谷在社交網絡等純數字技術領域處于世界領先地位，但機器人技術、無人機和其它側重硬件的技術方面的創新需要有先進的制造技術。在這方面，中國深圳是無可爭議的領導者。正如記者馬特·希恩（Matt Sheehan）所指出的那樣，從中國私人投資者獲得投資，往往能夠讓美國的初創公司接觸到這個快速發展且蓬勃發展的制造業生態系統——正如一位美國企業家所說，在深圳一個星期的制成品設計工作，在美國要四周才能完成，因為當地修補改進物理設計要快速得多。
谷歌和微軟是全球領先的人工智能研究實體。最近，它們都因為在中國開設研究機構而受到福克斯新聞和其他媒體的批評，因為正如一些人所認為的，它們的中國研究人員所做出的一些創新成果將會“泄露”給中國政府。這確實有可能發生，這些公司應該對員工實施嚴格的控制，并投資提升網絡安全系統，以便防范這種情況發生。但嚴格限制這種合作是毫無意義的。即使美國和中國的研究人員不能共事，谷歌在歐洲也有一個大型的人工智能團隊，美國政府并不能阻止他們與中國的同事共事。
另一方面，像百度和蔚來汽車（NIO）這樣的中國科技公司都很樂意在硅谷設立研究中心，該類做法讓美國經濟在獲取洞見和就業兩方面都能從中受益。
隨著技術變得越來越錯綜復雜，這種合作只會變得越來越重要。正如分析師保羅·特里奧羅（Paul Triolo）所指出的那樣，即將到來的5G電信網絡的建設，將需要包括中國在內的多個國家在供應鏈上做出貢獻，而限制與中國在這一領域的合作只會削弱美國的競爭力。在5G這樣的領域中“單干”也意味著世界將會采用其他國家地區（可能是中國或歐盟）的治理標準，這對美國的消費者和美國姍姍來遲的安全保護努力都是不利的。
最后，長期的創新之所以發生，是因為美國公司參與了世界各地的市場。一位美國半導體公司的高管最近告訴我，美國公司在中國的銷售和投資，讓它們能夠接觸到中國在云計算、人工智能和自動化等領域的項目，從而使得美國產品能夠更好地應對全球市場的變化。巴爾干化可能會強化中國人自力更生的欲望，從而導致美國企業效率低下，成本上升，創新減少。他補充說，為了應對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和出口管制審查的增多，美國企業將不得不在繁瑣的合規性程序上投入更多的資金。而這些資金本可以得到更好的使用，比如用于研發。
我訪問的中國人工智能實驗室完美地展示了互通性的問題——以及好處。它的創始人是位臺灣人，他在美國接受教育，與美國和中國都有著深厚的聯系。許多美國投資者都參與了他的基金。他們孵化的技術大多數都是良性的——讓我們所有人能夠更容易地在城市里分享自行車或者教育我們的孩子。
許多美國分析人士都在對人工智能領域的新“太空競賽”大書特寫。但這種冷戰類比并不恰當。就目前美國和中國之間的技術競爭而言，并沒有兩個明確界定的、代表國家“隊”針鋒相對的國家“集團”。”相反，一個由互通的高校、研究人員、供應鏈和資本流動組成的網絡采用來自美國和韓國的一流微芯片，將它們嵌入在來自中國的上等硬件，并讓往往不在母國工作的各國人工智能研究者在開源平臺上發布他們的研究成果，供所有人查閱。
面對中國的知識產權盜竊隱憂，美國政府官員有理由果敢地制止該類行為。然而，如果不清楚它們正在解決的問題的話，他們可能會矯枉過正，扼殺良性技術方面的積極合作，同時給美國企業帶來更多的負擔。
如果美國政府是擔心非法向中國政府和軍方轉移技術的行為，那么它的監管可能會變得既狹窄，又廣泛。監管變得更狹窄體現在，美國可以仔細審視尋求獲得有助于中國軍方的美國技術的中國投資活動（而不是阻止所有的中國投資），并仔細審查中國學生以確保他們不是情報人員，而不是斷然阻礙所有的中國優秀學生在這里學習。事實上，美國可以通過向最有前途的畢業生發放H-1B簽證來鼓勵他們留下來，從而將中國的這種資源為己所用。監管變得更廣泛則體現在，歐洲國家、日本和韓國也擔心中國可能的技術重商主義和盜竊行為，因而美國可以領導一個統一的陣線來打擊該類行為。
樹立一堵墻來留住美國的技術，將別人完全擋在外面，并不是正確的做法——美國不該那么激進，而是應當只是給原本良性的國際科技創新網絡剪斷少數的壞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