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貴
摘要：兩年前，也就是2004年12月，飛利浦顯示器被臺灣冠捷收購。飛利浦蘇州工廠曾一度激起“罷工事件”，導致蘇州工廠長時間停工，罷工事件使上千人在工廠外面圍觀。
兩年前，也就是2004年12月，飛利浦顯示器被臺灣冠捷收購。飛利浦蘇州工廠曾一度激起“罷工事件”，導致蘇州工廠長時間停工，罷工事件使上千人在工廠外面圍觀。
ChinaByte記者 王永貴
歷史總以驚人的面目重演。這次飛利浦手機部門出售給CEC，飛利浦員工不但組織“中國正義工會”的維權組織，而且還主動向記者爆料。2006年10月31日上午，飛利浦員工又一次在博客上發文，聲稱要再一次舉行“罷工”。
在維權員工發給記者的博客網頁上，有一篇《飛利浦手機收購案，凸現中國區“勞工門”事件!》(博客原文)的文章。文章顯然經過包裝，或者經人代筆完成，甚至文字中些錯誤。
顯然，作者害怕報露自己的真實身份，在事件中可能會受到權益的侵害。
重現維權勞工博客
在天涯《IT視界》署名“失地農民”的員工說:“從‘富士康’事件不了了之，到‘百度’突然解聘員工，還有‘港灣’員工的‘自流’，以及更多在小公司里掙扎的IT人們，我們做了許多，可是我們的權益誰來關注，誰來保護。”(記者注:文字盡量保持作者的本意。)
飛利浦GSM部門員工，是和上海一家人力資源公司簽約的，并由這家公司負責飛利浦的人力資源的外包工作。由于飛利浦GSM部門員工，不是飛利浦公司直接簽約者，更加劇了他們在資產轉移過程中，他們的合法權益遭受侵害的擔憂。
ChinaByte記者試圖尋找博客中，所說的那家叫“上海力力”的人力資源管理公司，但是上海114查號臺根本沒有這家公司的電話。記者用搜索引擎搜索，在網上同樣沒有發現“上海力力”的任何資訊。
“上海力力”，究竟是一家什么樣的公司?
到目前為止，“上海力力”對記者仍然是一個迷。為此，記者采訪了北京外企服務公司。這家創建于1979年，為外企服務的人力資源“龍頭企業”，他們也說不了解“上海力力”。這兩年，飛利浦和他們沒有任何合作。
全球大名鼎鼎的飛利浦電子，為什么會在上海選擇一家名不見經傳的小公司，作為他們的人力資源合作伙伴。這是否與飛利浦的實力、地位、聲譽，管理理念不相符合呢?
在博客中，這位員工坦言了尋求法律救濟的困難:“飛利浦從一開始就給我們轉包給上海力力資源公司，所以我們的勞動關系也是屬于上海力力。……我們只能想辦法讓上海力力做經濟補償”。
據了解，飛利浦公司在招聘員工時，通常打一槍換一個地方，兩年換一家人力資源公司。“上海力力”從2003年7月接手飛利浦外包，使這些工齡長短不一的員工，在尋求法律救濟時異常困惑。
2003年7月之前，“上海力力”不會承擔任何損失;而在資產轉移后，員工遭到非法侵權時，同樣得不到經濟上的補償。博客作者憤恨地說，“上海力力這個“XX”公司，什么也沒有保障，再做下去沒有意義“。
作者研究了飛利浦和CEC的合作流程，后認為，“從大局上來考慮，CEC現在必須暫時接收飛利浦原第三方簽署合同的員工 (包括批發和促銷員)。否則，他們將構成違約，導致員工索要賠償”。
作者說，“待我們保證CEC業務平穩過渡后，CEC可能會使用其他方法使我們被迫辭職。比如加任務，降工資等方法，這樣他們三方(飛利浦、上海力力、CEC)不會給我們任何賠償”。
“甩包袱”背后的貓膩
人力資源外包，是外企用工普遍流行的做法。
從管理學上講，人力資源外包，企業將精力用于核心人力資源管理，而將一些較為繁瑣且程序性很強的日常人力資源管理，通過招標的方式，簽約付費委托給專業人力資源管理服務機構運作，這是一種新型的人力資源運營模式。
據上海中國人力資源網一位姓顧的人力資源經理介紹，目前，外企接受人力資源服務公司的“服務”非常普遍。通常由中介公司和求職者直接簽約，或把簽約人員直接“租賃”給用人單位使用;或者，對外企提供事務性的服務，按人頭收取服務費或者工資提成。
這種制度為規避勞動法，隱含了大量的“貓膩”，令處于弱勢地位的勞動者，在勞動簽約的時候，由于缺乏工會的制約機制，不得不在“強權”面前忍氣吞聲。
據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專家介紹，這種用工制度，在法律機制健全的市場環境下，可以保證勞動者的合法利益。但是，當前我們的勞動保障體系還存在一些的漏洞，“人力資源外包”或者“用工租賃”，對務工人員極易造成“隱性”的勞動侵權。
專家說，企業為了節約管理費用，和中介機構達成協議，采用“勞務派遣”用工方式:勞務派遣機構“聘而不用”，用人單位“用而不聘”。勞動者一方面向中介機構交管理費;另一方面，他們無法得到同工同酬，和企業里員工無法享有同等的政治、生活待遇。
勞動派遣，本來是為服務企業和勞動者，節約企業的管理成本。但是，在實際操作中，不少勞動派遣機構，反而成了用工單位侵權的“擋箭牌”，他們沆瀣一氣，共同對勞動人員進行勞動侵權。
中介機構成為“甩包袱”工具?
記者針對“人力資源外包”現象，向吉林省正本律師事務所王成勇律師進行了法律咨詢。王律師說:“中介服務機構，即使和勞動者簽訂了勞動合同，依然不屬于法律意義上的用人單位。”
人力資源公司，屬于服務性的中介機構。他們所謂的管理工作，只是代替用工單位在業務上的委托合作。從合同法意義上說，只是一個事務性工作的“委托合同”。勞動簽約方、用工單位、中介機構，他們簽訂的合同，屬于合同法意義上的合同。
中介機構的法律地位，既不是用人單位，也不是勞動者。他們的事務性工作，是通過用人單位的委托，通過等價有償的方式，僅僅起到中介和服務的作用。用工單位和勞動者，是他們的共同的服務對象。
王律師說:在中國當前的法律體系下，勞動合同和委托合同屬于不同的法律范疇。它調整的法律關系，不僅僅是勞務的交易，還涉及到勞動者的人身權利。勞動合同調整的法律關系，是具有特殊人身屬性的權利義務關系。
在這個案例中，中介機構雖然和勞動者簽訂合同，但是，和勞動者之間沒有形成明確的上下級關系，只是用工單位規避勞動法、進行“甩包袱”的一種工具。
